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光緒27年（1901年）9月，李鴻章簽訂《辛丑和約》兩個月後吐血辭世，而梁啟超於同年11月完成此傳為其蓋棺，原名《李鴻章-----中國四十年來大事記》。本書是一本評傳，是梁氏論李鴻章之著。梁氏不愧為大才子，大學問家，僅以兩個月餘的時間完成此書，且條分釐析，將李鴻章所處的大時代，與滿清中國命運密切關係的幾個人生重要階段，分綱提要，品評宏論。至今仍是論李鴻章者之第一要書。梁氏完成此書時謹30之年紀。李鴻章一生之功過，在其時代議論紛陳，梁啟超以「歷史研究法」之精義「以一個偉大人物對於時代有特殊關係者為中心，將周圍關係事實歸納其中」完成此評傳，對於李鴻章生平的記述處處緊扣著咸豐、同治、光緒以來的重大事件，並從所處時空背景、世界局勢分析，論及其擔任兵家、洋務、中日戰爭、外交家等角色，皆與中國命運相關。為了對李鴻章有綜括性的了解，他將古今中外人物，如諸葛亮、郭子儀、王安石、秦檜、曾國藩、李秀成、張之洞、袁世凱、俾斯麥、格蘭斯頓、伊藤博文等人之性格與行事風格拿來與之相較，資料翔實豐富，乃能凸顯李氏在各個角度的性格與位置。李鴻章在滿清一朝，「總握兵戎，轉戰四方，參與機要，而當外交之衝，宰制機輔，垂三十年之久，死後復封侯爵......功高位尊，誠滿清一代漢人中之不可多得也......」就其在當時中國地位之重要，「吾不能不謂其非英雄也」「以中上之才，遇無上之機，因得功成名就。」這是梁氏論李鴻章的基調。梁氏在本書雖為論李鴻章，實際上乃在綜論滿末中國之重要大事紀，宏觀博論。後來梁氏因戊戌變法失敗滯留日本，時外相伊藤博文還曾舉此書謂，如此優秀的人才，中國竟不能容。言下之意對梁氏以及本書極為讚賞。作者簡介梁啟超（1873-1929），廣東新會人，字卓如，又字任甫，號任公，別號飲冰室主人。12歲中秀才，15歲中舉人。1890年起從學於康有為；1895年在北京與康有為發動「公車上書」；1898年戊戌變法未成，亡命日本14年。民國成立後返國，結束流亡生涯。一生於政治及學術界都有所貢獻，其政治主張雖時變而有原則；他喚起求變思想，誘發了中國知識份子的甦醒和自覺；他的「先破壞後建設」革命理論，點燃了革命運動的火種；他維護共和的堅決和執著，使袁世凱的「帝制」與張勳的「復辟」煙消雲散。民國九年初，自歐洲考察返國，決定放棄政治生涯，全力從事國民實際基礎之教育事業，如組織共學社，發起講學社等。先後執教於北京大學、南開大學、東南大學，並任清華學校國學研究院的導師、北京圖書館館長、司法儲才館館長等職。一生著述，不下一千四百萬言，其重要著作僅列數種如下：《變法通議》、《飲冰室文集》、《中國近三百年學術史》、《中國歷史研究法》、《墨經校釋》、《清代學術概論》、《歐遊心影錄》等。

中日戰爭時代之李鴻章

當中日戰事之際，李鴻章以一身為萬矢之的，幾於無完膚，人皆欲殺。平心論之，李鴻章誠有不能辭其咎者，其始誤勸朝鮮與外國立約昧於法，咎一；既許立約，默認其自主，而復以兵干涉其內亂，授人口實，咎二；日本既調兵，勢固有進無退，而不察先機，輒欲倚賴他國調停，致誤時日，咎三；聶士成請乘日軍未集之時，以兵直搗韓城以制敵而不能用，咎四；高升事未起之前，丁汝昌請以北洋海軍先鏖敵艦，而不能用，遂令反客為主，敵坐大而我愈危。綜其原因，皆由不欲釁自我開，以為外交之道應爾，而不知當甲午五六月間，中日早成敵國，而非友邦矣，誤以交鄰之道施諸兵機，咎五；鴻章將自解曰：量我兵力不足以敵日本，故憚於發難也。雖然，身任北洋，整軍經武二十年，何以不能一戰？咎六；彼又將自解曰：政府掣肘，經費不足也。雖然，此不過不能擴充已耳，何以其所現有者，如葉志超、衛汝貴諸軍，素以久練著名，亦脆弱乃爾，且克減口糧掠民婦之事，時有所聞，乃並紀律而無之也，咎七；槍或苦窳，彈或贗物，彈不對槍，藥不隨械，謂從前管軍械局之人皆廉明，誰能信之，咎八；平壤之役，軍無統帥，此兵家所忌，李乃蹈之，咎九；始終坐待敵攻，致於人而不能致人，畏敵如虎，咎十；海軍不知用快船快炮，咎十一；旅順天險，西人謂以數百兵守之，糧食苟足，三年不能破，乃委之於所親昵闒冗恇怯之人，聞風先遁，咎十二。此皆可以為李鴻章罪者。若夫甲午九十月以後，則群盲狂吠，築室道謀，號令不出自一人，則責備自不得歸於一點。若盡以為李鴻章咎，李固不任受也。

又豈惟不任受而已，吾見彼責李罪李者，其可責可罪，更倍蓰於李而未有已也。是役將帥無一人不辱國，不待言矣。然比較於百步五十步之間，則海軍優於陸軍，李鴻章部下之陸軍，又較優於他軍也。海軍大東溝一役，彼此鏖戰五點餘鐘，西人觀戰者咸嘖嘖稱讚焉。雖其中有如方伯謙之敗類，然餘船之力鬥者固可以相償，即敵軍亦起敬也。故日本是役，惟海軍有敵手，而陸軍無敵手。及劉公島一役，食盡援絕，降敵以全生靈，身殉以全大節，蓋前後死難者，鄧世昌、林泰增、丁汝昌、劉步蟾、張文宣，雖其死所不同，而咸有男兒之概，君子愍之。諸人者皆北洋海軍最要之人物也，以視陸軍之全無心肝者何如也，陸軍不忍道矣。然平壤之役，猶有左寶貴、馬玉昆等一二日之劇戰，是李鴻章部下之人也，敵軍死傷相當。云其後欲恢復金州、海城、鳳凰城等處，及防禦蓋平，前後幾度，皆曾有與日本苦戰之事，雖不能就，然固已盡力矣，主之者實宋慶，亦李鴻章舊部也。是固不足以償葉志超、衛汝貴、黃仕林、趙懷業、龔照璵等之罪乎？雖然，以比諸吳大澄之出勸降告示，未交鋒而全軍崩潰者何如？以視劉坤一之奉命專征，逗留數月不發者何如？是故謂中國全國軍族皆腐敗可也。徒歸罪於李鴻章之淮軍不可也。而當時盈廷虛驕之氣，若以為一殺李鴻章，則萬事皆了，而彼峨冠博帶、指天畫地者，遂可以氣吞東海，舌撼三山，蓋湘人之氣焰尤咻咻焉。此用湘軍之議所由起也。乃觀其結局，豈惟無以過淮軍而已，又更甚焉。嘻，可以愧矣。吾之為此言，非欲為淮軍與李鴻章作冤詞也。吾於中日之役，固一毫不能為李淮恕也，然特惡夫虛驕囂張之徒，毫無責任，而立於他人之背後，摭其短長以為快談，而迄未嘗思所以易彼之道，蓋此輩實亡國之利器也。李固可責，而彼輩又豈能責李之人哉？

是役也，李鴻章之失機者固多，即不失機而亦必無可以幸勝之理。蓋十九世紀下半紀以來，各國之戰爭，其耳勝負皆可於未戰前決之。何也？世運愈進於文明，則優勝劣敗之公例愈確定。實力之所在，即勝利之所在，有絲毫不能假借者焉。無論政治、學術、商務，莫不皆然，而兵事其一端也。日本三十年來，刻意經營，上下一心，以成此節制敢死之勁旅，孤注一擲以向於我，豈無所自信而敢乃爾耶？故及其敗然後知其所以敗之由，是愚人也，乃或及其敗而猶不知其致敗之由，是死人也。然則徒罪李鴻章一人，嗚呼可哉？

西報有論者曰：日本非與中國戰，實與李鴻章一人戰耳。其言雖稍過，然亦近之。不見乎各省大吏，徒知畫疆自守，視此事若專為直隸滿洲之私事者然，其有籌一餉出一旅以相急難者乎？即有之，亦空言而已。乃至最可笑者，劉公島降艦之役，當事者致書日軍，求放還廣丙一艦，書中謂此艦係屬廣東，此次戰役，與廣東無涉云云。各國聞者，莫不笑之，而不知此語實代表各省疆臣之思想者也。若是乎，日本果真與李鴻章一人戰也。以一人而戰一國，合肥合肥，雖敗亦豪哉！

自是而李鴻章兵事上之聲譽終，而外交上之困難起。